企业总部一般从事的是决策、管理、研发、营销等知识型劳动，具有占地面积小，单位面积的增加值、税收、就业等指标高，产出贡献大的特点，企业总部聚集发展，尤其是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形成，提高了中心城区经济的集约性，有利于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总部经济模式下，大城市不具备资源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大量迁离，使得中心城区突破了土地、能源、水等常规资源的约束。同时，企业总部在聚集区内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优势资源，使城市战略资源进一步聚集，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总部经济聚集区不仅依托于城市的战略资源，各种企业总部的集聚本身就形成了新的战略资源，这些都使得总部经济聚集区成为城市经济的制高点，主要体现在企业密度大、单位面积产生的GDP和税收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等方面。比如，北京商务中心区（CBD）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仅仅是朝阳区面积的1%，却承担了朝阳区税收的1/5，利用外资的1/4，有27家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入驻CBD，全球500强有110家在CBD设有分支机构。

总部经济聚集区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就业效应和消费带动效应。首先，总部经济本身的发展能够带动所在区域劳动就业总量的提升和就业结构的改善。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形成，为所在区域提供了大量高技术就业岗位，促使高端人才向该区域流动，如东京新宿就集中了30多万高素质就业人口。一方面，各类企业总部及其管理、营销、研发等高端职能部门为所在城市提供了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雇佣大量管理、营销和科研等高素质专业人才，总部经济聚集区成为所在城市不断吸纳高知识性人才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总部经济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了围绕企业总部经营活动的相关产业的就业。如围绕企业总部的需求，带动了金融、会计、信息、中介、咨询、法律、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和住宅、交通、教育、餐饮等城市消费产业的发展，这些服务行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制造业更强，从而增加了更多服务业的劳动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城市的就业结构。

其次，总部经济聚集区对于所在城市的消费也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及保障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消费；二是企业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居住、购物、交通、子女教育、健身、休闲娱乐等消费活动。

总之，总部经济聚集区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聚集区，它不仅和一般产业聚集区一样，具有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同时，还透过各种乘数效应，扩大了这种影响，因此才能在较小的区域内，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的GDP和税收贡献，也扩大和提升了城市就业和消费的规模和层次，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随着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空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心城区制造业不断迁离，造成城市的空心化，城市产业更替与产业接续方兴未艾。各类企业总部在城市的特定区域聚集并形成总部经济聚集区，一方面发挥了中心城区的战略资源优势，促进了制造业向高端环节升级和延伸，提升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现代服务业需求，填补了制造业迁出后中心城区的产业空白，并且在聚集区内战略资源的支撑下，大大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集群化发展。

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主要是指生产型企业的经营重心由利润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转向产品研发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高端环节。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的高耗能、高污染以及劳动、土地资源的密集性，使得它在中心城区的发展受到巨大的约束，同时生产加工环节所需要的普通技术工人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使得生产制造工厂的外迁具有可行性，因此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在成本驱动下迁往资源、土地和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城市郊区和工业区，而其总部等价值链和功能链的高端环节则在中心城区不断聚集，尤其是向总部经济聚集区集聚。这些总部的聚集，又使不同业态的人才、知识、技术乃至资本得以共享，并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又进一步促使其他企业进入聚集区，从而提升产品的性能、强化企业的客户管理和流程管理、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战略资源，实现企业经营重心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转移，从而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中心城区的产业升级从广义上讲，应当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功能及其功能区划定后，不同功能区依据资源禀赋的产业定位得以实现。中心城区由于其战略资源丰富，最适合建成总部经济聚集区，而总部经济的发展则对现代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见图7），这一方面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总部经济聚集区的集聚效应，使得现代服务业走向了集群化，这种集群化不仅表现为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中介咨询等行业的简单集聚，更表现为现代服务业与总部经济的互动发展，进而实现二者的双赢。例如，纽约的曼哈顿以华尔街为中心形成金融带，是大银行、金融、保险等公司的聚集地；以第五大道为中心的商业区，则云集了世界顶级品牌和娱乐、餐饮等商业服务业。

总部经济聚集区内大量现代服务业企业的集聚，不仅提升了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发展层次和整体服务水平，而且这些现代服务企业自身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随着产业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许多企业总部的一些非核心业务甚至核心业务都逐步外包给一些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企业。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将其IT系统整体外包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信息系统构架、应用管理和业务流程优化等业务，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按照服务内容，服务外包可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其中信息技术外包占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约60%。给惠普公司，实现了其IT业务的整体外包，这样就使它能专心于核心业务的拓展及服务质量的提高。因此，总部经济聚集区不仅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集聚，提升了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形成总部经济与现代服务业互动共赢发展的格局。

总部经济聚集区归根结底是一种创新性集群随着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的作用越来越大，创新政策研究中逐渐用创新集群（innovative cluster）来替代产业集群，集群在这里用作科技政策或创新政策的术语。实际上，所谓创新集群，是区别于低成本的产业集群（即低端集群）而言的，是指创新性的产业集群或基于创新的产业集群。聚集区内大量企业总部及决策、研发、营销、结算等价值链高端功能环节的聚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高素质人才和创新知识源创新知识资源可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显性知识又称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可以比较容易地整理、编码，具有单一的含义和内容。缄默知识是很难编码、隐含的知识，它往往被偶然发现，并且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而且由于企业总部之间高效率的互动，能够形成强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企业家精神和总部经济聚集区内丰富的战略资源的催化下，这种效应能够转变成强大的创新能力，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进而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和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根据熊彼得的研究，创新主要分为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五种方式，总部经济聚集区从不同方面，以其独有的高端性为这些创新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首先，总部经济聚集区为技术和工艺创新提供动力。在产业集群内，一些龙头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而在总部经济聚集区内，这种示范效应不仅促使本行业的提升，还通过聚集区内的“网络范式”和企业总部的乘数效应，实现了技术和工艺创新在不同行业间的整合，由此产生的技术扩散、成本节约和效益的提升，能够促使聚集区内的企业总部不断创新，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创新的动力更加强劲。

其次，总部经济聚集区为市场、资源和管理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现代产业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不断走向融合，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及其强大的渗透力，打破了不同产业的边界，使不同产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新的融合产业产业融合有多种定义，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学者Greenstein和Khanna从产业变动的角度认为，产业融合是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日本学者植草益从动因的角度，把产业融合定义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green paper)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市场等三个角度的重合”。。在总部经济聚集区内，产业融合的趋势则更为明显，这种融合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边缘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市场，如机械仿生、电子商务、网络银行等，都是新兴的边缘产业，同时电子商务的交易平台等也是一种新兴的资源。由信息技术对传统行业的流程管理改造，如ERP系统等，则带来了管理的革命。这些创新只有在总部经济尤其是聚集区透过企业总部间的业务、技术、人才等资源的互动和共享才能更容易实现。

总部经济聚集区作为城市的制高点，其空间的短缺是无法避免的瓶颈，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聚集区都采用了高层建筑的方式，发展楼宇经济，并因此伴生了很多城市地标。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其高层建筑的高度和数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屈指可数，这不仅代表了城市建设的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总部经济聚集区还具有特殊的品牌效应。区域品牌的构成主要包括3个要素，一是具有鲜明的以地理特征、资源优势、人文历史渊源、自然风貌为底蕴的区域特性；二是具有代表一定产品属性、利益、价值观念、个性和文化的品牌内涵；三是区域内特定产业、产品所具有的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技术和质量水平、产业内部分工合作程度等，应当与其品牌的影响力匹配，即具备相当的产业实力。

总部经济聚集区的特征与区域品牌的构成要素是相吻合的，首先聚集区具有鲜明的总部企业空间聚集的特征，它的区域特性、建筑风格、地标等都成为一种标识；其次，总部经济聚集区价值观念和文化构成了品牌的内涵；最后，伴生总部经济聚集区的知识型、创意型经济高度发达，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业态的聚集区使其影响力获得巨大的提升。同时，区域品牌的形成具有明显的集群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总部经济聚集区作为产业集群的高级形态，成为区域品牌最重要的载体。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已经达到0.48，超过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城乡差距在30年的改革开放后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区域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见图10），从人均GDP看，2007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9703元/人，中部地区约为东部地区的51%，西部地区仅为东部地区的44%。

总部经济是一种基于区域间发展水平和资源差异，以企业为载体、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区域间合作模式。它为不同区域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和利益的共同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总部经济聚集区作为企业总部的云集之地，为“总部-制造基地”的模式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产业、资本和技术基础，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价值链高端，更推动了价值链低端的提升。一方面，企业总部通过业务和服务的外包与承接不断拓展本行业的内涵，进一步提升总部价值；另一方面，还透过技术、工艺、流程的改造提升制造加工的水平，使价值链的低端部分也融入价值链，为提升传统制造加工业和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具有现实意义的道路。

地方税收分成要分两种情况予以讨论，第一种是同质地区间的税收分成，第二种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地区与行政级别较低的地区的税收分成。

首先，同质地区的竞争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所面对的总部资源的去留主要取决于哪个地区的税收返还或奖励较高。面临这种决策约束，地区间的博弈策略理所当然地选择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实际税率，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这个博弈必将成为“零和博弈”，即两个地区对该总部资源的实际税率均为“零”，因此，地方间的税收博弈变成了“中性”的策略，即这种税收竞争对于能否争取到总部资源没有任何作用，总部资源的选址策略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同时它却享受到了两个地区的零税率。要改变这个博弈过程，就要使博弈的性质改变或者推翻博弈过程。如果我们要将博弈的性质改变，那么可以使该博弈的假设条件发生松动或变化，比如，我们将“同质地区”变为“差异化地区”，这种差异化的实现手段是多样的，可以选择产业定位的差异、环境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等，一旦“同质地区”实现了差异化，则整个博弈过程就发生了改变，总部资源会根据差异选择适合的地区，同时，不同地区也因此获得了特殊定位所带来的范围经济；如果我们要将博弈推翻，则应改变博弈的性质，即把非合作博弈变为合作博弈，即建立地区间的税收分成议价机制，如果两个地区都采取中性的税收策略，即都没有任何税收优惠，那么总部资源的选址与零税收下的策略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这个博弈无论是否合作，即只要地区间采取相同的税收策略，则无论策略如何，总部资源的选址都是一样的。但是，显然在议价机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博弈，使得两个地区都没有因招商策略而损失任何税收。

其次，“总部-生产基地”模式的纵向税收竞争，这种博弈远比第一种博弈复杂得多。在横向税收竞争中，由于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因此最终博弈的结果是要么均衡税率较低，要么均衡税率不变，而在纵向税收竞争中，总部资源只会在该行政区域内流动，即要么从行政级别低的区域到级别高的区域，要么反过来流动，但无论怎样流动，都不会离开该行政区域，因此这里的总部资源实质上是不可流动的，在这一条件的假设下，级别高的区域在给定一个分成比例的前提下，级别低的区域税收必然减少，假设它的政府职责并未因此相应的减少，那么它必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实际税率，比如通过各种名目进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甚至乱收费。因此，这种税收竞争的均衡税率往往是越来越高，最终破坏该行政区域的投资环境。如果通过税收分成议价机制，修正这个博弈，那么就有可能使均衡税率接近或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个议价机制的关键在于“生产基地”剥离到级别较低的区域时，税收的迁入比例及兑现方式，迁入比例应以迁入地为接纳“生产基地”而提供的土地、资源、基础设施等各种投入为计提的参考，而兑现方式应当现期兑现，这是由我国的官员考核制度所决定的，在一任官员的任期内，应当将税收按一定比例计入迁入地，以实现该地官员的考核需求，尽量减少迁入地的抵触。

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是总部经济聚集区聚集“人气”并保持持久活力的重要因素。在国外商务区开发建设中出现的夜晚“死城”现象归根到底是因其功能设计仅仅注重了办公，忽略了商业和娱乐等综合功能。而成功的案例也恰恰是因其有效地实现了聚集区应有的复合功能。总部经济聚集区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周边大型居住社区的形成。

完善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各项配套设施，首先，要明确总部经济聚集区所应具备的基本功能。总部经济聚集区作为城市经济的制高点或某类产业发展的聚集地，它应当具备商务办公、商业、居住和娱乐休闲、文化传播等多元功能，其中核心的功能是商务办公。其次，在总部经济聚集区建设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协调各种功能占地的比例，既要为聚集区汇聚必要的人气、积淀必要的文化底蕴，也不能冲淡其商务办公的核心功能。最后，在商务楼宇开发建设中，预留一定空间，为今后聚集区的转型与升级留下回旋余地，宁缺毋滥，改变以往“占地填空”式的短视行为，在拿不准方向、摆不正地位的时候，宁可暂缓开发建设，也不可重复建设或胡乱开发。总之，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开发建设，尤其是其功能的体现，需要本着“统筹考虑、预留空间、比例协调”的原则扎实、协调的推进。

不少地区在引进总部资源方面大多予以非常优惠的政策，如对入驻的企业总部给予税收减免、财政奖励等。总的来看，这种招商方式在短期内能够起到一定的成效，利用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入驻。但从长期看，单纯依靠政策优惠的招商发展方式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无助于提高企业总部的根植性，较易出现“引进来，留不住”的现象，一旦其他地区的优惠额度更大，则企业必定迁离该聚集区，转投他处。现代企业的竞争更加突出对产业链的整合与控制，总部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对产业链的强劲控制力。因此，企业总部入驻总部经济聚集区考虑的首要因素是，该地区是否具有相应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服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具备一定技术力量的产业基础以及相对完善的配套服务等，都能够给企业总部的发展提供广阔产业腹地和产业链延伸空间，为提升企业在该区域的根植性提供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建设总部经济聚集区、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要注意立足本地区的产业基础，选择具有产业基础比较优势的企业总部为发展重点，以实现产业基础与企业总部所属领域的耦合，这是提高企业总部根植性和归属感的关键。这样，也有助于提升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区域品牌和价值，形成区域特色产业文化，从而提升入驻企业的核心价值，使企业品牌的扩张与区域品牌的塑造实现互动发展，进一步增强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辐射力。